日益频繁的人类活动已成为当代物种消亡的主要推手。利用具有代表性的生物多样性指标识别保护优先区，将有限的保护资源投入到值得保护的区域，以实现保护效益的最大化是阻止生物多样丧失的有效途径。当前大多数关于生物多样性格局和保护优先区识别的研究都只关注总的物种丰富度一项指标。然而，不同生态类群多样性格局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人类活动梯度下，对人类活动敏感的受胁物种可能减少，而适应能力较强的常见物种却可能增加，在相互抵消的情况下，总的物种丰富度可能保持不变甚至有所增加。因此，总的物种丰富度难以反映物种保护状态和受胁过程。 

　　当前，存在两种相反的假说解释濒危物种多样性格局与受胁过程之间的关系，即：威胁假说(threat hypothesis)和庇护所假说(shelter hypothesis)。威胁假说认为，人类开发利用程度高的区域，物种受到的威胁因素多，威胁压力大，因此这些区域的受胁物种也较多，受胁物种丰富度和人类活动存在正关联；相反，庇护所假说认为，对人类活动敏感的受胁物种可能已经在人类活动强度高的区域消失，残存的种群退缩至人类活动影响较小、栖息地保存较为完整的区域，因此，受胁物种多样性与人类活动指数存在负关联。然而，鲜有研究在区域尺度验证这两种假说。 

　　蒋学龙学科组长期致力于横断山区兽类多样性系统监测与保护研究，并建立了多个长期红外相机监测样地，评估区域野生动物多样性和人为压力。研究首先利用层次概率模型分析了人类活动对不同生态类群物种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影响，发现总的物种多样性随人类活动的增加而增加，但食肉类占比、个体平均体重和功能多样性却随人类活动的增加而急剧减少，表明人类活动对动物体型大小产生过滤作用，并导致兽类群落功能同质化（功能多样性丧失）。研究证实，相同区域内不同类型人类活动强度及其生态效应可能存在差异，仅靠单一类型的人类活动指数难以真实反应区域内的人为压力；因此，区域保护地管理和规划需要同时考虑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对物种多样性和行为的影响。该研究以“Functional diversity loss and change in nocturnal behavior of mammals under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为题，于2022年6月在《Conservation Biology》期刊正式发表。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人类活动对不同受胁等级兽类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发现受胁物种集中分布在人类活动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受胁物种比例急剧减少，在区域尺度验证了庇护所假说；相反，总的物种丰富度和常见物种丰富度及其比例均随人类活动的增加而增加，表明不同受胁等级兽类物种对人类活动的响应存在差异，总的物种丰富度并不能反映受胁物种的分布格局。研究还发现，群落中的受胁物种比例越高，该群落对β多样性的贡献越大，表明该类群落（样地）具有更高的保护价值。研究强调，仅以总的物种丰富度来评价、识别保护优先区难以保证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在保护地空间优化及资源配置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物种丰富度、稀有度、受胁物种占比等多样性指标。相关研究以“Disproportionate loss of threatened terrestrial mammals along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 gradients”为题，于2022年8月16日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期刊在线发表。 

　　以上论文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李学友副研究员为第一作者，蒋学龙研究员为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专项、云南基础研究专项、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等项目支持。 

　　文章链接： 

　　https://doi.org/10.1111/cobi.13839 

　　https://doi.org/10.1016/j.scitotenv.2022.158038 

　　图  人类活动加剧濒危兽类局域丧失